Research impact assessment: the 400-year-old conundrum

從英國、美國到澳洲、中國，過去十幾年來，越來越多的人努力尋找方法來評估研究人員對人類進步的貢獻。但是，該如何衡量呢？

Elsevier 最近對 400 位研究人員、學術領袖和資助機構主管所做的研究，為這個問題帶來了新的曙光。Back to Earth: Landing Real-world Impact in Research Evaluation 回到地球在研究評估中實現真實世界的影響 調查顯示，研究界的許多人希望在改良方法和整個生態系統共識的基礎上，加快學術評估的改革步伐。 不過，值得注意的是，這並不是一場新的辯論。Francis Bacon 是 16 世紀英國的哲學家、律師和政治家，也是經驗主義的早期支持者。他的論點是基於三項發明的巨大價值：印刷術、火藥和磁羅盤。

貝肯沒有使用 「科學家 」這個詞，因為這個詞--以及科學家這個角色的現代概念--只是在 19 世紀末的美國才流行起來。 那時候，公眾對於學術研究的動機、腐敗以及越來越多利用學術研究成果並將其商業化的機會進行了激烈的辯論，而且經常是惡意的。

對純科學的懇求

也許最著名的是，美國物理學家 Henry Rowland 在 1883 年美國科學發展協會 (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Science, AAAS) 年會的演講中發表了「純科學的呼聲」。他抱怨說，隨著電報和電燈等發明的出現，一些默默無聞的新人竊取了過去的想法，並 「在偉大的想法創造者之上受到讚揚，如果他的思想具有必要的粗俗元素，他可能已經研究出了數百種這樣的應用」。

Rowland 並非反對進步；相反地，為了保護科學的完整性與聲譽，他希望在研究與應用之間保持一段可敬的距離。但隨著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公共科學經費的增加，決策者更希望將科學與其應用更緊密地結合起來。

這一點在美國尤為明顯，曼哈頓計畫（Manhattan Project）發展原子彈，以及其他以新技術為基礎的軍事進步，讓決策者相信聯邦科學研究經費可以帶來真正的改變。

曼哈頓計畫先驅 Vannevar Bush 提交給羅斯福總統的一份報告幫助開啟了新時代。1945 年的報告題為「科學 - 無盡的前沿」（Science - The Endless Frontier），提出了一系列建議，包括由政府成立並資助一個國家研究基金會（National Research Foundation），以監督和平時期的研究工作，並向大學頒發基礎科學補助金。1950 年成立的國家科學基金會（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沿用了這一模式，並讓美國和世界走上了一條永遠改變科學政策和資金的道路。

承諾與實現之間的落差

然而，經過數十年來公共研究投資的增加，一些政治人物開始質疑他們的錢花在了什麼地方。英國首相瑪格麗特‧撒切爾 (Margaret Thatcher) 就是要求改變的一個顯著例子，她曾是化學家，對平衡等式兩邊的關係有所瞭解。1986 年，英國官員開始要求大學定期提交研究活動總結，以便進行評分。品質最佳的大學在下一輪獲得更多的中央撥款。

早期一些系統化研究影響評估的努力，著眼於學術指標， 部分原因是這些統計資料可以取得，而且容易比較，並試圖 向那些掌握錢袋的人（以及投票給他們的人）保證，他們至少 付出了可能取得的最佳學術成果。

然而，這些評估很少跟進檢查學術品質是否帶動了社會進步（部分原因是因為沒有這方面的統計資料，也無法隨時進行比較）。

時至今日，研究影響力評估已是司空見慣，儘管仍是一門不完美的藝術。這並不令人意外：雖然 Francis Bacon 宣稱，研究發現「不會對任何人造成傷害或悲傷，反而會帶來好處」，但今日有關永續性的爭論意味著，某些促進經濟發展的研究，可能會被視為造成整體傷害，這對於影響評估而言，確實是個難題。

儘管如此，許多國家仍在進行廣泛的影響評估，因為我們的數位化世界提供了大量的資料，這些資料促進了以前無法想像的測量技術。推動研究評估聯盟 (CoARA)  打開新的分頁／視窗和推動與評估科學社會影響網路 打開新的分頁／視窗 (AESIS) 打開新的分頁／視窗等組織提供了重要的前進動力。

今日的變革動力

然而，Elsevier 對研究界進行的調查顯示，許多人希望更進一步、更快一點。在來自美國、英國等 10 個國家的 400 位受訪者中，只有不到一半的人認為，目前的研究評量能夠激勵那些能夠為更廣泛的世界帶來有意義的改變的工作。三分之二的受訪者表示，學術界在道義上有責任 將實際世界的影響力納入標準研究評估中。

在貝肯的年代，有些人認為，研究的主要目的應該是改善心智，而不是改善世界。這種觀點在今天看來幾乎已經過時： 在調查中，只有 1% 的人反對在研究評估中使用真實世界的影響。55% 的人表示，他們認為學術領導人最能提升影響評估的品質，儘管他們認為公眾與資助機構也扮演著重要的角色。